1905电影网专稿 清明档中，《向阳·花》以其独特的现实题材视角闯入观众视野。这部影片聚焦刑满释放的底层女性，讲述了为给女儿购买人工耳蜗而走上网络犯罪道路的母亲高月香，与从小被拐卖进入盗窃团伙的黑妹，在服刑期间相识，刑满释放后与命运抗争的故事。

《向阳·花》总票房位列清明档第二，但在同档期三部现实题材影片中，评分却处于垫底位置，口碑更是陷入“男性导演消费女性苦难”“伪女性主义”“噱头大于意义”等争议。

为此，《今日影评》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犯罪心理学副教授谢丽丽，结合真实案例，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入剖析，探寻其背后的问题与启示。

谢丽丽在评价《向阳·花》时，首先肯定了影片主题的选择，认为其切入点极具价值，为展现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，这一主题可打9分。但从影片的表现过程和内容来看，却只能给到3分。

影片在塑造女性角色时，存在模式化和刻板印象的问题。例如，将女性之间的温暖和力量描绘成哥们义气，以打架、做手势等方式展现矛盾冲突，这与真实的女性特质相去甚远。女性的力量更多体现在韧性上，而非刚性，这种模式化的呈现无法展现出真正的女性角色。

像黑妹这一角色，虽然在展现复杂人性方面较为成功。作为盗窃分子，她聪明却因没受过文化教育，被犯罪集团洗脑，内心充满矛盾。这种童年创伤导致的青年犯罪形象在现实案例中并不少见，她容易被温暖打动的细节刻画也较为真实。

但高月香这个本应是核心的角色，塑造却较为失败。尽管她也存在认知问题，如因缺爱而被教唆犯罪者的小恩小惠所打动，像一杯奶茶就能让她心生依赖，这在现实中因爱和物质匮乏的底层女性身上有迹可循，但在具体情节中却出现诸多不合理之处。她在饭店当服务员被搜身，按常理经过劳教后应知晓基本法律常识，不应该任由他人搜身；为了三百块钱就委身卖酒老板，这与她想要塑造的女性力量形象不匹配，显得十分生硬和虚假。

电影中其他女性角色同样存在问题。吸毒且有刺青、形象粗壮的角色，仅仅因为爷爷奶奶一个电话就去献血，这样的设定过于单薄，脱离现实。邓管教这一角色也被塑造得过于理想化，在现实中，管教人员很难跨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去提供全方位帮助，这种刻画缺乏真实性。

影片在展现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情节上，存在刻意制造戏剧冲突的嫌疑。在现实社会体制中，监狱会为服刑人员提供职业培训和心理矫正，刑满释放人员也能得到一定的帮助和辅助。

但在《向阳·花》里，高月香和黑妹出狱后却被描绘成流离失所、困难重重，仿佛出狱后只有一张刑满释放的纸，没有任何外界支持。而且，电影对犯罪心理矫治、出狱后危险性评估等重要内容只是一带而过，这无疑是影片的重大漏洞。

从《向阳·花》的诸多问题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实题材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。对于这类题材未来的创作，谢丽丽副教授认为，影视创作者应深入挖掘痛苦的根源，而非仅仅呈现表面现象。

影片结尾那句“虽然我们命贱”，严重拉低了电影的格调，反映出创作者没有真正理解和拥抱这些弱势群体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刑满释放的底层女性本就面临诸多压力和偏见，她们更需要的是爱和尊重，而不是被当作消费苦难的对象。

现实题材电影肩负着反映社会现实、引发社会思考的重任。在创作过程中，创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题材的新颖和话题性，更要深入生活，进行实地采风，获取真实细节，确保角色塑造真实可信，情节发展符合逻辑。同时，要尊重所描绘的群体，以客观、公正、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去展现他们的生活，避免消费苦难和刻板印象的出现。

从社会层面来看，《向阳·花》引发的争议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刑满释放人员，尤其是底层女性群体的机会。社会需要更加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，完善相关的帮扶政策和心理支持体系。不能因为她们曾经犯过错误，就对其进行歧视和排斥，而应该给予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和帮助。

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中，希望影视创作者能够从《向阳·花》中吸取经验教训，让现实题材电影在展现社会百态的同时，也能传递温暖和希望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的有力工具。